【中欧商学院】诺奖得主解读中国储蓄神话

xixihehe

在这个“新常态”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着怎样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动之中会诞生怎样的新秩序?企业如何在风暴之中求得生存?在2009年10月31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全球管理论坛上，许多重量级嘉宾就以上话题各抒己见，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A•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探讨中国消费者倾向储蓄时，指出了“储蓄节约作风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一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他认为，这显而易见就是想将责任推卸给储蓄者。他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一用意有点明显，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储蓄是一种美德，突然之间我们却将其列为恶习。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储蓄过剩，而是投资的匮乏。尤其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太失败了。他们未能将那些储蓄投资于更具生产力的领域，不然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斯蒂格利茨教授补充说，20国集团于9月份会议之后敦促中国进行更多消费，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20国集团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像美国那样挥霍无度。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盲目鼓励消费是错误的。” 他敦促道，“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使储蓄得到有效的循环运转。”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因其著名的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宾塞教授在发言中就在中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的讨论中“过度强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很显然，出于国际竞争的目的，对汇率的使用可能被滥用。” 2001年，斯宾塞教授由于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思考汇率的正确方法是-- 正确管理--保持对经济的持续压力以促使结构调整。”他指出，“如果用它来减轻压力，那么将会使经济受困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经济活动，人们不会因此致富，收入最终仍将停滞。我认为至少在中国各地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多次公开提到这一点，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表示过。”

　　为期一天的论坛就“遭遇挑战的岁月”为主题展开了探讨，共吸引了300多名与会者和100余名国际和国内媒体人士。请继续浏览本文，了解在本次第二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球管理论坛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精彩发言。

　　A•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商学院前院长、经济学教授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而她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结构转型，有时也被称为中等或中上等收入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型，与整个经济结构都息息相关。这个转型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同时这条转型之路也充满困难与坎坷。

　　这俨然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此外，中国需要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做一定的调整。倘若我们不愿面对产出中断、高失业率以及高保护主义压力等潜存隐患，不愿生活在那个社会总需求不足的世界，采取行动促进世界经济的再次平衡便成为当务之急。

　　中等收入转型称得上是一项重大变革。曾一度长期保持高增长的产业部门开始逐渐萎缩，究其原因则非常简单而又基本：随着收入的提高，它们不再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此外，由贸易往来带来的不是就业机会的再创造，而是流失。对我们而言，要预料未来出现的种种情况，并采取措施去避免它，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仍能从以往的经验中获知，这是个安排欠妥的计划，更多是由私营企业推动整个进程，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创业、风险、资本等诸多因素。

　　那么对此，政府又能给予哪些支持呢?首先，不要借助汇率、补贴抑或是其他方法，以期维持那些苟延残喘企业的利润。这些举措并不能帮助他们逆转形势，他们最终仍将被历史舞台淘汰。这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历史中有迹可循的，其中又以1983年韩国的案例最具典型意义。当时，高品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即将消亡，大家都非常焦虑，整个媒体界也都在担心国家经济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他们常挂嘴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阻止这些行业的消亡?”政府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以静制动”进行软着陆，并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产业。之后，韩国政府在其他方面投注大量资金，主要用于人才培训、高等教育、科研机构、行业研究等。最后就让一切回归市场，祈求万事顺利。而市场通常也都会不负众望地再次正常运转。

　　中等收入的转型一般很难有所成就。据我所知，历史上仅有的两例成功案例分别是中国台湾和韩国。

　　我对现状并不悲观：中国经济已具备在结构转型中灵活应对多元化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以及投资于高回报市场的意愿--如无形资本中的人力资本）。这笔投资收益将相当可观，同时也促使经济转型得以完成。虽然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但这是场必经的考验。我敢说，中国已经迈上了这条漫漫征程。

　　为确保经济转型的实际操作以及切实的投资回报，致力于全球经济再度平衡之余还应谨慎应对经济的需求。如此多的事情同时进行，其难度之大是世人从未企及的。但是我深信，中国已经获得推动此次进程发展的最佳机遇。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从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学到七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1.市场的自行调节功能并不总是行之有效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有其固定的经济周期。几年前，许多人相信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显然，这就说明在教大家学习经济历史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而历史则变得已不再重要。世人一次又一次地相信这个结论。但我认为，历史--正是一片我们汲取营养的土壤。尤其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市场并没有完成人们期望它做的事情。我想申明的是，金融市场本被寄望于自行分配资本，管理风险，并尽量在低成本水平上促成交易。而现实中市场所做的一切都与期望背道而驰：错误的资本分配、创造高风险、为促成交易不惜花费高额成本。2007年的美国，金融部门收益占公司利润的总额竟高达40%。它已成为各公司掠获资本的手段，而不再具有其部门的自身职能。这仅仅是一个征兆，说明我们的经济确实出现了点问题。我们混淆了手段与目的，而这种情况下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2.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管制。这不是第一次危机，事实上，银行已多次被拯救，但我们却做出了错误的推论。我们总认为，只要世界没有崩溃，一切都会运作良好。但事实上，正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刺激救市所以世界才没有崩溃。

　　3.亚当•斯密或许错了，无形之手并不总是奏效。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是一定会产出经济效益，这种追求有时也叫贪婪。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亚当•斯密本人也意识到，并将其称为外部因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监管的原因之一。但银行采取行动时没有考虑到社会利益，其实这完全可预知并且经过预测的。

　　4.对监管的批评之一是它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仔细看看，大部分的创新是负值。很多情况下是规避监管，绕过会计标准，规避税收，结果是并未因此而产出更多。金融体系有一部分是创新，那就是硅谷地区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风险投资。但是现在正处于资金短缺的境地，究其原因部分也是因为在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犯错误了。

　　如果金融市场将重点锁定为管理经济风险，他们又会创造出新生产品--允许普通的房主管理其最重要资产--住房的--风险。但事实上，他们创建的产品使他们更难管理置业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数百万美国人骤然失去住所的原因。

　　5.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却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起不相匹配的巨大风险。除了全球储备问题，金融市场还被各种跨境的外部经济因素所左右，其中之一便是目前美联储让流动资金泛滥并侵蚀全球。流动性没有影响美国的放贷情况，但可能导致投机性泡沫，特别容易破坏新兴市场。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应深思熟虑，审慎地决定如何保护自己以应对这场风险。

　　6.一如既往，最贫困的地方总是受灾最严重的。我们需要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7.我们在全球性的统筹治理上做得不够。 20国集团相比八国集团已有所改善，但仍然遗漏了其他172个国家。我们需要更好的平衡。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全球金融体系。20国集团在寻找其他国际组织来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做了些什么呢?这显然就是其不足之处。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论坛（FSF）求助。这两个组织都是导致此次危机及其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的政策主张者。他们并没有阻止危机，而我们所做的那些微小之举也未能向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正处于危机中的关键时刻。大约从一年前，我们已经从绝望的深渊走出。这纵然是件好事，但其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把全球金融体系，重新推回其运行轨道，保持继续前进的势头。目前真正的风险是骄傲自满。现实情况比想象的要好些，但是仍然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