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理性与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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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释一下，二性，安徽方言，二青头也。北方叫愣头青，南方叫“呆瓜”。统称“缺心眼”，蔑称“半生不熟”，昵称“傻鸟”，爱称“笨蛋”，笑称“活宝”，别称“二百五”等等，不一而足，无暇一一列举。
        “二百五”之称谓来历，醉汉所知，有众多版本传闻，仅举其二：
        一，战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煞是威风。也结怨于人，在齐被仇杀。齐王甚怒，欲为其雪仇，苦不知凶手。有谋士设计，将苏秦之头割下悬于城门，贴一榜文：“苏秦乃内奸，杀苏者赏金千两。”榜文一出，便有四人前来领赏，俱称苏秦为己所杀。齐王曰：“千两黄金，四人怎分？”四人齐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将此四“二百五”处死。
        二，一秀才晚年得双丁贵子，回想一生成败，感慨万千，便给两儿取名一叫成事，一叫败事。一日，秀才嘱妻道：“我去集市，你在家督促二子写字，大儿写三百，小儿子写二百。”秀才回来后，询问二子在家用功如何，老妻答道：“写是写了，不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个都是二百五！”
        尚有其他诠注，不赘。
        言归正传，从最近抗议家乐福的事件上，可以看到有理性者，有二性者。
        国人大多理性，但中国从不缺二性之人。
        萧瀚在《风雨百年说共和 》一文中对“五四运动”客观的分析，醉汉很赞赏。摘要如下：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游行示威，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愛国之举。但万事皆有度，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即使肇事者的一时激愤尚可理解，但超出法律底线的涉嫌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们在不明白事情 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与爱国何关？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如此不辨青红皂白岂不可悲？在此过程中，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并没有对学生有过分之处，倒是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再加某些学界名流的怂恿，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后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肇事者，并未动用警察，这应当说是相当克制了。此事于个人的后果是杨荫榆先生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们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肇事学生有愛国之心，却少了愛国的理性。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是动辄打砸抢烧的暴民。”（余略）
        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理性，平和，明辨是非，是公民起码的素质。今天，在抗议家乐福的事件上，依稀再现了当年学生们愤愤的身影。若不是上面降温，还不知道那些爱国志士们要折腾到何时？要玩出些什么样的花样才罢休。
        醉汉就不明白，一个国际体育运动象征性的火炬传递活动，有必要提高到与国家尊严同等的高度吗？这个  先解释一下，二性，安徽方言，二青头也。北方叫愣头青，南方叫“呆瓜”。统称“缺心眼”，蔑称“半生不熟”，昵称“傻鸟”，爱称“笨蛋”，笑称“活宝”，别称“二百五”等等，不一而足，无暇一一列举。
        “二百五”之称谓来历，醉汉所知，有众多版本传闻，仅举其二：
        一，战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煞是威风。也结怨于人，在齐被仇杀。齐王甚怒，欲为其雪仇，苦不知凶手。有谋士设计，将苏秦之头割下悬于城门，贴一榜文：“苏秦乃内奸，杀苏者赏金千两。”榜文一出，便有四人前来领赏，俱称苏秦为己所杀。齐王曰：“千两黄金，四人怎分？”四人齐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将此四“二百五”处死。
        二，一秀才晚年得双丁贵子，回想一生成败，感慨万千，便给两儿取名一叫成事，一叫败事。一日，秀才嘱妻道：“我去集市，你在家督促二子写字，大儿写三百，小儿子写二百。”秀才回来后，询问二子在家用功如何，老妻答道：“写是写了，不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个都是二百五！”
        尚有其他诠注，不赘。
        言归正传，从最近抗议家乐福的事件上，可以看到有理性者，有二性者。
        国人大多理性，但中国从不缺二性之人。
        萧瀚在《风雨百年说共和 》一文中对“五四运动”客观的分析，醉汉很赞赏。摘要如下：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游行示威，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愛国之举。但万事皆有度，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即使肇事者的一时激愤尚可理解，但超出法律底线的涉嫌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们在不明白事情 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与爱国何关？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如此不辨青红皂白岂不可悲？在此过程中，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并没有对学生有过分之处，倒是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再加某些学界名流的怂恿，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后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肇事者，并未动用警察，这应当说是相当克制了。此事于个人的后果是杨荫榆先生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们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肇事学生有愛国之心，却少了愛国的理性。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是动辄打砸抢烧的暴民。”（余略）
        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理性，平和，明辨是非，是公民起码的素质。今天，在抗议家乐福的事件上，依稀再现了当年学生们愤愤的身影。若不是上面降温，还不知道那些爱国志士们要折腾到何时？要玩出些什么样的花样才罢休。
        醉汉就不明白，一个国际体育运动象征性的火炬传递活动，有必要提高到与国家尊严同等的高度吗？这个西特勒当年曾经钟情过的圣火，真的那么神圣吗？
        醉汉也不明白，那么多的贪官卷款外逃，在那些藏匿包容他们的西方国度里逍遥，怎么就没一个我们的爱国志士出面示威与抗议呢？按照他们现在的狂热程度，他们是有能力、有精力来做这样真正爱国之举的啊？
        不是醉汉刺激国内这些愤愤们的神经，别看现在他们热血沸腾，当他们手持文凭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找不到理想工作，甚至饭碗都没着落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消停了。那时，他们为之不平的再不会是某家外资商场，而是我们这个不公正的社会。
        理性点，别做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二百五”的事。   
当年曾经钟情过的圣火，真的那么神圣吗？
        醉汉也不明白，那么多的贪官卷款外逃，在那些藏匿包容他们的西方国度里逍遥，怎么就没一个我们的爱国志士出面示威与抗议呢？按照他们现在的狂热程度，他们是有能力、有精力来做这样真正爱国之举的啊？
        不是醉汉刺激国内这些愤愤们的神经，别看现在他们热血沸腾，当他们手持文凭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找不到理想工作，甚至饭碗都没着落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消停了。那时，他们为之不平的再不会是某家外资商场，而是我们这个不公正的社会。
        理性点，别做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二百五”的事。